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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心情好了些，我爸也不再整天整天不说话了。
我们把柏林的照片摆在客厅，摆在卧室，摆在书房，摆在一切我们能看到的地方。
不管他生前做了什么，但至少还是我们最爱的家人。
江洛的精神状态也好了点，不过还是几乎不怎么吃东西，瘦得就剩下一副骨架。
现在的李江洛跟以前照片上的那个他简直判若两人，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，还在想这个人跟柏林形容的完全不一样，那时觉得失望，如今觉得心疼。
他本不该是这样的，一切都是因为柏林的去世。
其实我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只不过，我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撑着这个家，一旦我也沉沦了，我们家就真的完了。
到了一年的末尾，没几天就是圣诞节了。
柏林也离开我们快两个月了。
我们对此都不再过多提起，只是上次下大雪的时候我妈说等来年开春去选个好一点的墓地，让我弟弟安息。
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，外面白茫茫的一片，不知道她的眼神聚焦在哪里。
我握住她的肩膀，搂着她，听见了她的一声叹息。
其实好几个晚上我加班回来都能听见她跟我爸房间里传来啜泣声，我不敢推门进去，只能靠在门口听着，然后一起难过着。
最近我正计划着跨年的时候带家人出去走走，去个游客比较少的地方，让他们散散心。
总是这样闷在家里，永远都走不出痛苦。
不过在出去旅行之前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我又一次打越洋电话咨询了那个朋友如何调理肠胃，江洛一直严重厌食，这让我非常不安。
我苦口婆心地劝了好几次，他终于答应去做个胃部检查，不过说什么也不让我跟着。
大概是操心成习惯，以前柏林做什么我也都不放心，如今对待江洛跟对待柏林的方式如出一辙。
他去检查，我偷偷地跟着。
鬼鬼祟祟的，像是个见不得光的地下分子，我觉得自己有些好笑。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根本就没去检查，到了医院坐在休息的椅子上发呆，连挂号都没去。
我拿他没办法，又不能不管，只好露面。
“江洛。”我走过去，他显然吓了一跳。
“哥。”他现在已经不再客气地管我叫“柏川哥”，而是简单的这一个字，对我们来说，都意义非凡。
“学会骗我了。”我站在距离他一米的地方，脸上没有不悦，只是无奈。
他低下了头，像是个犯了错误被逮到的小学生。
我走了两步坐在他身边，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这么排斥做检查？”
他迟疑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我没事，所以多此一举。”
“你真的觉得你没事吗？”他站在那里，我只能仰着头看他，他太瘦了，身体被衣服罩着，那是他去年的大衣，如今穿着却肥大不堪。
他不再说话，我拉住他的手腕，让他坐下。
“我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想什么，问你你也不说。”我故意表现得有些不高兴，关于这一点，我确实无计可施，“但是江洛，你现在就是我弟，你身体不好，我根本没办法安心工作，你看爸妈，他们都慢慢好起来了，你为什么不行呢？”
他垂着眼，双手握成拳头搭在腿上。
我摸了摸他脑后的头发，努力笑着说：“你怕什么？怕你要是变回以前的样子我会爱上你？”
“啊？”他吃惊地看向我。
看着他脸颊凹陷嘴唇干裂的样子我心下一沉，拍了拍他的背说：“不开玩笑了，跟我去挂号，估计排队也要排好久，再不赶快去今天可能就白来了。”
他终于听话了，站起来跟着我走。
听话地李江洛让我终于松了口气，他再这么下去，我真怕他哪天就晕倒了。
做好检查，我们等了没多大一会儿就出了结果。
医生给开了些中药，叮嘱一定要按时吃，还要搭配着食物调理。
食物调理的方法清单我朋友之前已经写好发给我了，江洛这种情况还不算特别严重，应该慢慢会好起来。
我们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太阳西斜了，天气不错，冬天难得没有雾霾看得到天原本的颜色。
检查完我心里也踏实了，提着药走在前面，身后跟着不吭声的李江洛。
上了车，他还在发呆，我歪过身子给他系安全带，他又吓了一跳。
“你每天发呆都在想什么？”我随口问道。
他有些慌，支支吾吾地说没什么。
我不再追问，惦记着等会儿路过商场要去买个煮药的锅。
“哥。”李江洛突然开口，声音非常小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又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我没想到他是说这样的话，好心情顿时消去了一半。
“说什么呢？”我看了他一眼，抬手在他面前打了个响指，“你健健康康的就好了，不然万一真有什么事，以后有你受罪的时候。”
他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，摸了摸口袋，掏出了烟：“我能抽根烟吗？”
自从柏林去世开始，我们俩的烟瘾都特别大，有时候一天一人一包都不够。
爸妈回来之后，我们都有意控制了一下，尽量不在他们面前抽烟，怕对他们身体不好。
平时我工作忙，一忙起来有时也没工夫抽烟，但李江洛不一样，他现在没事可做，整天只剩下照顾爸妈和胡思乱想。
之前有一次，我下班回家，当时已经晚上十二点多，竟然看见他坐在阳台抽烟，手边的烟灰缸里已经摞起了小山。
“江洛。”我伸手拿过了他的烟，“我们戒烟吧。”
他愣在那里，看着我把烟丢到后座，半晌说：“好。”
柏林已经走了两个月，时间不长，我们却度日如年。
他带走的是我们的思念和李江洛的爱情，但我们还活着，并且必须好好活下去。
或许生活没办法再回到从前的轨迹，因为变故已经发生，我们每个人都被迫驶进了另一条路，那么现在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在新的起点上振作起来，那么多明天等着我们，柏林也一定看着我们。
煮中药是个技术活，当然这是对我来说。
我很会做西餐，当年上学的时候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，每天都去西餐厅打工赚生活费。
我可以做一大桌牛排、意面、沙拉和甜点，也可以做简单的中式炒饭，就像之前给李江洛做过的那种一样。
但熬中药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得不行。
我买了专门熬中药的砂锅，第一次的时候我亲自去熬，结果把中药给敖干了，只能全都倒掉。
我妈看着骂我浪费，从那之后，给江洛熬药就成了她的工作。
江洛总是特别不好意思，慌慌张张地跑到厨房来要自己做，每次都被我妈赶出去。
我在一边看着，有些欣慰，我们的日子终于好起来了。
眼看着要到圣诞节，如果是在国外，现在肯定已经大街小巷都是圣诞的氛围，不过在国内，这种气氛淡了很多。
我们家人对这个节日都非常默契地闭口不提，因为几个月前我们曾经跟柏林约好一起在温哥华过圣诞。
他不在了，这个约定成了我们心口的一道疤。
这些日子以来，我的任务就是尽快把工作重心转移过来，我妈的任务就是调理江洛的身体，我爸，很会自娱自乐，在附近的花鸟市场买了很多花，把阳台变成了他的小花园。
两个月，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沉浸在柏林的离世中不能呼吸，但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想要走出来。
我不得不感激上帝，不管怎样，我们没有被打倒。
平安夜，我们各自在自己的房间。
晚上十一点四十多的时候，有人敲我的房门。
我以为是我妈想柏林了，来找我聊天，一打开门却只看到一个被华丽的彩纸包裹着的苹果放在了门口。
它下面还压着一张便条，我弯腰捡起来，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便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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