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神经质地按揉手肘,好像科斯塔的手指还在那里似的。安东尼奥从来不喜欢碰触,倒不至于尖叫着逃跑,但也足够让他焦虑好一阵。临近毕业时,教务长曾经私下评价他“不适合布道,没什么别的好说了”,安东尼奥是意外从另一位神父嘴里听说的,后者自感难堪,隔天过来道歉,但安东尼奥并不觉得受到冒犯,他实际上同意教务长的看法。
安东尼奥·佩里格里尼去神学院的理由,和他来纽约的理由一模一样:一场缓慢的、持续的躲藏之旅。用他父亲的话来说,是“退缩”,像鼹鼠往下挖洞,越过树根,越过不规则的岩石,越过地下湖,直至在听不见人声的黑暗处蜷缩起来。安东尼奥认为这是家庭生活引致的自然后果:他的父母都是新移民,父亲辗转从都灵来到旧金山的时候还不满十七岁,两年之后匆匆和一个在餐厅兼职的爱尔兰姑娘结了婚,婚后不到五个月就生下了安东尼奥的哥哥。有了一点积蓄之后,这对年轻夫妇补上了拖延两年的蜜月旅行,不久之后有了第二个儿子。第三次怀孕之后,两人都同意,女儿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,但天主显然有不同的看法。1908年,安东尼奥降生在厨房地板上。
佩里格里尼一家六口挤在餐馆楼上的狭窄公寓里,长兄率先出逃,在本地堂区的资助下读完学位,随即去了罗马。二哥在汽车装配厂找到工作,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就搬走了。唯一的姐姐嫁给兽医,搬到帕萨迪纳。安东尼奥整个少年时代都在苦苦等候属于他的逃脱机会。纽约原本只是跳板,只待一年,然后他就出发去梵蒂冈,那里有一份助理图书馆员的工作等着他,哥哥为他找来的,并非长期工作,但安东尼奥希望在罗马安顿下来之后,会有别的机会出现,也许凭借天主眷顾,别的档案馆某天会突然需要一个会英语、意大利语和希伯来语的沉默美国人。在不见天日的档案室里,安东尼奥终于能找到他的鼹鼠洞,在里面度过余生。
现实是,到纽约的第二个月,战争撕裂了欧洲,一切都搁置下来。
车停在门前。安东尼奥低声道谢,不管司机有没有听见,下车,两步跨上台阶。克莱门神父想必特意吩咐留一个人在门厅守候,因为安东尼奥还没碰到电铃,门就开了,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接过他的外套,示意他直接上楼去克莱门神父的办公室。
办公室里有咖啡和录音机,没有克莱门神父。坐在沙发上的是布伦南主教,正借助老花镜低头阅读摊开在肥厚大腿上的一份文件。鲜红腰带紧紧绷在肚皮上,令枢机主教整个人看起来像码头上用绳子捆扎好的雪利酒桶。“痴肥”,马可几天前的评价忽然跳进脑子里,安东尼奥把这个词推回脑后,清了清喉咙。
主教抬起头,把文件推到一边,摘掉眼镜:“啊,佩里格里尼神父。”
安东尼奥低下头,看着地毯:“阁下。”
“见到我们的朋友了?”
“是的,阁下。他给出了数额。”
“多少?”
“两万五千,阁下。而且他要求收到小额——”
“可以,可以。”布伦南主教扬了扬手,戒指在灯光下短暂闪烁,“不要告诉我细节。你全权负责这件事。钱和其他任何你需要的东西,克莱门神父都会安排好。口头告知,不要列清单。任何书面痕迹都不能留下。”
“我明白,阁下。”
“谢谢你,佩里格里尼神父。”
“我的荣幸。”
“坐下,安东尼奥,咖啡要多少糖?”
他犹豫了一会,没有预料到称呼的突然变换,更不想要咖啡。主教艰难地从沙发一边挪到另一边,从大壶里倒出咖啡,揭开糖罐,看着他。安东尼奥把靠背椅从办公桌旁边拉过来,坐下:“两颗方糖,谢谢,阁下。”
两颗方糖掉进半凉的咖啡里。安东尼奥接过杯子,抿了一口。
“你的哥哥还好吗?你们有互相写信,是吗?”
“他——我们上一次通信是一年前的事了,后来邮船就不再去欧洲,现在就更不能了。他在上一封信里说一切都好,他住在梵蒂冈城内,我想应该比罗马安全一些。”
“确实。城内暂时不受打扰,只是暂时,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情况能延续下去。”主教把手搭到鼓胀的肚子上,“你肯定十分想念你的兄弟,安东尼奥。在这一点上,教会能帮上忙,如果你愿意的话,我可以把你的信放进外交邮袋,请大使转交。”
咖啡尝起来像泥土和烤焦树皮混合物,但安东尼奥还是多喝了一口,拉长思考时间。不能把布伦南主教的提议理解为善意,一个人仅靠善意是当不上红衣主教的。而且他十分确定要是长兄不在梵蒂冈,主教绝不会关心他是否想念任何人。唯一的解释是美国天主教会,又或者,临时委托人罗斯福,有话想对梵蒂冈说,但又不想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这么做。为什么?想说什么?不想让谁知道?不想冒犯什么人?或者什么国家?
“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感激。”安东尼奥回答,“如果你不觉得我冒昧,阁下,我知道基里安曾经有幸和你一起工作过,也许我可以帮你传达简短的问候?”
基里安是他哥哥的名字,母亲坚持为长子取一个爱尔兰名字,也许是想向外祖父母示好。并无用处,外祖父母得知女儿未经许可结婚之后就彻底断绝了来往,安东尼奥从未见过他们,连照片也没有。
主教向他微笑,一种了然的笑容,为不必把话全部挑明而感到满意:“谢谢你,安东尼奥,我保证我只需要占用信纸上很小的一部分,两行,最多。事实上,”他冲办公桌扬了扬下巴,“既然你的咖啡还剩一大半,不如就在这里写?”
好的,当然可以,非常乐意,还能有别的答案吗?安东尼奥起身走到桌子的另一边,信纸和钢笔也都准备好了,一叠空白信封放在桌子右上角,台灯下面。他从两支钢笔里挑了一支,随手在白纸上画了几个圆圈,确保墨水流畅,换了一张纸,在主教的目光下着笔写“亲爱的基里安……”
并非兄弟之间的问候,纯粹是层层伪装的公文。他逐一把主教口述的内容写上去,中途只停了一次,轻轻沾走墨滴。他记得基里安去罗马的第一年,自己曾经在信里问起梵蒂冈,要求哥哥详细描述教会的心脏和大脑。基里安·佩里格里尼随信寄回一张空白明信片和一张短笺,明信片上是圣彼得大教堂的回廊。“我在这里只发现了一种永恒的事物,”哥哥在短笺上写道,“政治。”
——
两万五千美元。
安东尼奥直起腰,靠在墙上喘气,打量塞满小面额旧钞票的木箱。他已经清点了这笔巨款三次,确认没有漏掉一美元,并且十分确定下半辈子不会再有接触这么多钱的机会。
他原本以为这么多零钞至少要一个星期来筹措,但克莱门神父只用了两天。安东尼奥考虑过红酒箱子和面粉袋,最终决定听从克莱门神父的提议,把钱伪装成远途运来的家具。又过了一天,来源不明的空木箱送达门前,印着某个荷兰海运公司的名称和商标。
贿赂,他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铁锤,逐一钉紧木箱盖子,必要的罪孽。昨天傍晚他又和科斯塔见了一次面,敲定了交接钱款的细节。安东尼奥不会开车,所以由教会雇佣的司机负责把“家具”运到曼哈顿港的某个偏僻仓库前面。“停下就可以了。”科斯塔告诉他,双手都插在口袋里,没有碰他的意思,安东尼奥稍稍感到宽慰,“深夜某个时候,我的人会把这辆车开走。顺利拿到钱之后,我会给你留一个信号。”
“什么信号?”
“你到时会知道的。”
“留在哪里?”
“你到时也会知道的。”
科斯塔叮嘱他不要再到码头上去,尤其不要接近“家具”货车停靠的仓库。但在杳无音讯一周后,安东尼奥还是去了一趟码头,远远眺望仓库。没有货车的踪影,闸门紧闭,邻近的码头泊位也并没有船。他犹豫要不要走近一些,但很快就遇上了铁丝网,几个装卸工模样的男人在附近徘徊,全都盯着他看。安东尼奥识趣地后退,快步走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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