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马之路(5)

　　“信号”终于送达的那天，安东尼奥像往常一样冻醒，房间里比平时更冷，超出了暖气故障的范畴，更像是开着窗吹了一夜。他动作迟缓地爬起来，裹着毛毯，拉开窗帘。玻璃窗紧紧关着，他拨弄了一下木栓，摸了摸玻璃，耸耸肩，重新拉上窗帘。

　　一个牛皮纸包裹躺在写字台上。安东尼奥站在包裹面前换好了衣服，才突然注意到原本不属于这个房间的物件。他冲包裹皱起眉，先检查了卧室门锁，然后才回头拿起纸包。里面的东西是软的，可以轻易弯折卷曲，像布料。他花了几分钟找剪刀，或者别的什么锐器，未果，只好打开台灯，坐下来拆绳结。

　　一条围巾从打开的纸包里滑出来，羊毛，深蓝色。一张硬卡纸折在里面，写了三行字，用的是蓝色墨水。

　　“家具运抵并安装完成。”

　　然后，“附必要的礼物”。

　　稍往下，最后一行：“衬你的眼睛。”

　　短笺没有抬头，也没有署名。安东尼奥揉皱纸片，丢掉，很快改变主意，捡回来，从抽屉深处翻出火柴，推开窗，在砖砌窗台上焚毁。冷风迅速撕碎灰烬，把它们吹向晨光初现的城市。

　　他犹豫不决地掂了掂“必要的礼物”，把它卷了起来，塞进衣柜深处，用两件旧毛衣压住。这不算书面痕迹，大概可以留着，暂时。

　　家具货车再也没有出现，可能早已沉没在河底。生活恢复了安东尼奥所习惯的单调节奏，除了报纸头版每日被战争的消息占据。布伦南枢机消失无踪，就算哥哥回信了，安东尼奥也并不知晓。偶尔，他在走廊或者楼梯上撞见克莱门神父，两人互相颔首打招呼，礼貌避让，谁都不提起货车、码头或者马可·科斯塔。

　　四月初一个阳光和煦的中午，克莱门神父突然把安东尼奥召进办公室，拉他坐在收音机旁边。音量不知为何调得很低，安东尼奥凑近喇叭，播音员的故事已经讲了一半：联邦调查局在霍博肯逮捕了十六个人。和匿名线报说的一样，这十六个嫌犯在一座废弃修船厂里藏匿了炸药、雷管和枪支。FBI探员还发现了一份手写的清单，列出停泊在纽约各港口的盟军船只，并详细写明它们的损毁情况，勾出了其中三艘：两艘英国驱逐舰，一艘加拿大货船，想必是警备松懈，容易得手的目标。

　　“根据本台得到的消息，”播音员解释道，“这些嫌犯属于同一个帮派，绝大多数成员是德裔。地检正在衡量指控罪名，提堂时间未定，但预计将在——”

　　克莱门神父伸手关掉收音机，转向安东尼奥：“谢谢你，佩里格里尼神父。”

　　“我只是充当信使。”

　　“这就足够了。”克莱门神父短暂微笑，额头和眼角出现斧凿一般的皱纹，“顺带一提，你的哥哥很好，也许比‘很好’还更好一点，今年之内有希望授职主教。他很高兴知道你在……实务方面为教会服务。”

　　实务。稍后，躲回房间之后，安东尼奥才允许自己发出嘲弄的哼声。措辞太过委婉，反而变得不委婉。克莱门神父甚至没有让他看一眼基里安的回信，这让安东尼奥感到失望。他原本很肯定那封信被榨取了“实务”价值之后能够回到他手上。但他不打算抱怨，小插曲到此为止。科斯塔做到了他承诺的事，阴谋挫败，港口里的船逃过一劫。安东尼奥短暂的信使职务得以解除。他在写字台旁边坐下，从一堆没读完的书里随便抽出一本，看了两页，对着窗户发呆，想着罗马。

　　七十二小时之后，就在这个房间，这张桌子旁边，安东尼奥·佩里格里尼将与死亡擦肩而过。

 

第4章

　　马可第二次检查子弹，把枪套扣在皮带上，穿上西装外套，下楼。

　　这个星期天不同往日，门厅静悄悄的，没有母亲的野餐篮，没有三百个吵吵闹闹的侄子侄女，也没有人催马可快点。早在联邦调查局突袭霍博肯修船厂的新闻见报之前，马可就把母亲和姐姐一家远远送出纽约市，在靠近美加边境的地方订了一家舒适然而偏僻的度假木屋，安排各类远足、观鸟和拜访威士忌酿造厂行程。即使在最坏情况里，马可知道妈妈和姐姐至少能逃入森林。不过要是上述情况发生，他大概也不会活着听到她们的结局了。

　　如常参加弥撒是父亲的主意。马可更乐意留在家里，或者到自家经营的酒吧去，请码头工人喝酒，听听有什么新消息在街上流传。但父亲认为要是科斯塔一家忽然全部缺席弥撒，反而会引来更多不必要的关注。马可只好一早前往教堂，表演一切正常。

　　这天的会众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区别，没有显眼的陌生人，全都是本教区的意大利移民家庭。马可独自坐在第一排，机械地唱歌，站起，坐下，聆听，微笑，时刻留意着出入口。如果德裔帮派决意报复，他们知道要到哪里去找马可。科斯塔一家的周日行程这么多年来从未变更。

　　圣体领受完毕。之后还有一首歌，不过年纪太小的孩子已经不耐烦，靠近大门的人们开始默默挪动，把随时准备哭叫的幼童拎到外面。马可从侧门出去，抽了一支烟，观察散落在门前台阶上的人们。没有人过来和他搭话，似乎也没有人多看他一眼。马可瞥了一眼树篱，安东尼奥当然不在那里。

　　他回到教堂里，特意找了一个方便所有人看到他的位置，假装祈祷，思忖der Seefahrer究竟知不知道是谁为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匿名线报。对一个码头帮派而言，取名“航海家”实在不太有新意。父亲认识Seefahrer的前一任领袖，认为他残忍大于聪明，马可对现任领袖布鲁赫也有同样的评价。老航海家去年三月中风去世，但直到去年八月，布鲁赫才终结了漫长的内斗，踩在众多尸体背上，抓住了帮派的缰绳。也许布鲁赫还没能重建在夺权厮斗之中被他自己亲手破坏的情报网，也许他想象不到意大利人和教会的关系，也许他此刻正忙着折磨某个倒霉的水手，一一剪断他的手指，质问是谁走漏了风声。看看我为你冒的风险。马可睁开眼睛，看向圣坛后面的苦像，盯着荆冠下面低垂的头。但我打赌这些小小纷争引不起你的兴趣。他开车回家，一路顺畅，甚至没有碰上红灯。没有人驾车把他团团围起，扫射成筛子，今天暂时还没有。

　　——

　　科斯塔家经营的酒吧开在码头工人聚居处。是父亲从一个落魄爱尔兰移民手里买来的。要是那个爱尔兰人还活着，他会发现酒吧和他记忆中一模一样，小而旧，名字仍然是“麦克尼尔”，招牌、大门和门框还是原来那些品质不好的杉木，经受多年海雾侵蚀，膨胀，扭曲，发黑，和周围的灰暗公寓融为一体。桌椅也没有换，只是变得更旧更脏。前几年冬天，一个抽烟斗的水手不知怎的引燃了圣诞装饰，于是进门右侧的天花板留下了永久的灼烧痕迹。

　　即使算上吧台，酒吧顶多只能提供十八个座位。不过顾客很少逗留，一般都直接站在吧台旁边把酒灌进喉咙，戴上帽子，一言不发地离开。每逢发薪日，威士忌销量会猛增，其他时候售出最多的是淡而无味的廉价啤酒。

　　珍珠港之后，马可接了新电线，把收音机安到吧台上，它像磁铁一样吸来了比平常多三倍的水手和码头工人，尤其是播出总统“炉边谈话”的时候。不过这个傍晚播的是战时国债广告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兴趣。几个搬运工聊起了不久前发生的纵火案，猜测是谁半夜三更放火焚烧纽约大主教公馆的大门，而且往临街的房间里扔了燃烧瓶。其中一个搬运工的叔叔经营玻璃工厂，接到了为主教住所更换窗户的大订单。损坏还不止这些，泥瓦匠也被请到现场，还有医生，有一个神父差点被烧死在自己的房间里。

　　马可原本在吧台后面懒洋洋地喝今晚的第二杯金汤力，听到这句话，不由得抬起头，看了一眼说话的那个搬运工，马上移开目光，假装寻找柠檬片，免得让人看出他对这个话题感兴趣。安东尼奥就住在其中一个“临街的房间”里，三楼，不算低，但也没有高出燃烧瓶的投掷范围。那房间看起来纯粹是为功能，而不是舒适而设计的，马可早前偷溜进去送“信号”的时候就察觉了，没有盥洗室，没有地毯，连椅子也是硬邦邦的木头，没有坐垫。他把牛皮纸包留在写字台上，那上面没有连一个相框都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