练功起早,接近天黑的时候一般是没人的。江若推开虚掩的木门,步入黑暗狭长的甬道。
即便熟悉到无须光线都可辨明方向,江若依旧走得很轻很慢,慢到他的忽然出现于这处空旷之地来说,犹如飘入一粒不起眼的尘埃。
舞台上的灯亮着,许是管理员又忘记关。绕过寥寥两三排观众席上前,双手撑着高一截的地面抬脚爬上去,专属舞台的光束泼洒在头顶的时候,江若忍不住抬头,却又被刺得睁不开眼。
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站在这里了。
此时此刻,不跳点什么,算是白来。于是江若转脖子甩胳膊腿,就地来了一组现代舞地面动作——肩倒立空中画圆,手撑顶中段展开,最后地面画圆,来个上身展开,就着仰面的姿势直接躺倒在地板上。
到底有段时间没有系统练习,几个基础动作就开始喘了。
但仍给江若一种从地狱回到天堂的感觉,直视上方的明灯都不再觉得刺眼,好像他本来就该在这里,在灯光下,在掌声中,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视线洗礼。
曾经的他认为酣畅淋漓后的急促喘息最动听,甚至超过那些赞美的声音。
曾经的他,亦有站上舞台就能光彩夺目的自信。
即便江若已经很小心,跳舞都没敢发出什么声音,还是在出去的时候碰到了人。
宋诗韵是回来拿包的,今天有外派演出,走得急给忘在舞团了。在门口听见脚步声就觉得奇怪,心说这个点是谁在里面。
待看见推门出来的是江若,宋诗韵先是一愣,好容易反应过来,没头没脑说了句:“你怎么来了?”
江若看清来人,松一口气之余更有一种被抓包的窘迫:“刚好路过……就进来看看。”
这谎撒得拙劣。远在郊区的位置,谁没事从这儿路过?
宋诗韵没揭穿,停顿须臾,再开口时镇定许多:“哦,这么巧啊。”
江若只好硬着头皮“嗯”了声。
老熟人碰面,总归要聊点什么。宋诗韵便问他如今在哪里高就,听说他在当演员,难得露了抹笑:“那也算同行,都是表演。”
“混口饭吃罢了。”江若实话实说。
“艺术不分家,在哪里表演都一样。”
江若也问宋诗韵的近况,听说她除了帮团长带团,自己也收了几个学生,过阵子要带他们去首都参加舞蹈比赛,江若由衷地祝福道:“希望宋老师的学生们都能取得好成绩。”
接着便是一段长久的沉默。
此处远离喧嚣,任城市里平地起高楼,日夜更迭变化,这里始终岿然不动,阒静无声,像一幅藏在胶片里的老旧风景画。
仿佛来自远古的问话传来:“那个谁,出来了吗?”
“还没。”江若深吸一口气,“还有大半年。”
宋诗韵点点头:“希望这大半年里老天能开开眼,让他死里面。”
与其说是祝愿,不如说纯粹是个诅咒。江若却听笑了,说:“借宋老师吉言。”
就这样一来一回,两人找回了些以往相处的自在。
临分别时,宋诗韵让江若存了自己的手机号。
“有事打我电话……借钱除外。”
学舞费力又烧钱,经济回报也不高,混到上位圈的舞者的收入和娱乐圈明星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。
江若自是清楚,笑了声:“我是那种人吗?”
宋诗韵白他一眼:“嗯,你不是。你是那种出了事唯恐把身边的人拉下水,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,整整两年联系不上的人。”
一时弄不清这是夸他还是骂他,江若轻咳一声,嘀咕道:“这前置定语够长的。”
目送江若离开时,宋诗韵在他身后说:“如果还想上舞台,可以——”
“不了。”没等她说完,江若扭头道,“平时工作也挺忙的,抽不出空。”
宋诗韵一怔,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。
三年前,有个少年舞者也在这里回眸,回绝的却是一份高薪兼职的邀请。
理由是:“平时练舞准备比赛够忙的了,哪有空接别的活儿。”
类似的话语,意义却大不相同。
眼神也不一样,江若分明笑着,瞳仁却是黯淡的。他向宋诗韵挥挥手,对身后的舞台毫不留恋似的转身:“先走了,通告不等人。”
其实哪有什么通告,江若只在急用钱的时候胡乱签了个经纪公司,然后就被放养两年,连所谓的经纪人都没见过几面。
分佣金的时候倒是积极,这两年江若大大小小拍过十几部戏,虽然都不是主演,经济公司也从他这边分走不少的一笔。
这种情况换谁都不能忍,为此江若自去年底便联合几个和他有一样经历的受害者,把这公司告上了法庭。钱是难要回来了,他们只求解约,恢复自由。
这种劳务纠纷官司与扯皮无异,费钱费力不好打,律师费即便几人平摊也是个令人咋舌的数字。因此江若近来格外缺钱,接活儿的标准也一再降低,以前至少衡量下时间和付出的性价比,现在两眼一抹黑,只要给钱就干。
然而俗话说,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自因为得罪人被剧组解雇一分薪水都没拿到后,江若接二连三破财,先是房东突然涨房租,并要求整年结清,等东拼西凑把这钱交上,每月的债务扣款榨干了他身上最后一点存款。
雪上加霜的是,安何住院了。
自被张绍元折腾一晚之后,安何的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好,为了挣钱没等痊愈就回到工作岗位,高负荷工作让他元气大伤,病恹恹的盘子都端不稳。上回江若给他发消息之所以没回,是因为他不慎打碎了酒吧的两瓶贵价酒,当场吓得脸色发白,晕了过去。
于是江若这几天假期全泡在医院里。为求心安,他出钱给安何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,不查不知道,安何竟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,还属于危重疾病,医生嘴里那些学术名词江若听不懂,只知道必须尽快手术,否则任何一次情绪波动都能要了安何的命。
江若不太清楚这个“情绪波动”的程度和范围,转告安何的时候用的是格外轻松的口吻:“就一个小手术,大概就是把你这些年缺的心眼补上,以后你就不缺心眼了。”
安何笑得停不下来,然后边抹笑出来的眼泪边问:“要花很多钱吧?”
“不多,你别管。”
“别骗我了,我知道很多。我还没缺心眼到这个地步。”
江若收了强挤出来的笑,看向坐在病床上的人:“你不缺心眼?你不缺心眼能走丢被拐卖?你不缺心眼能养着那一家子白眼狼?你不缺心眼还非要跟我挑明,就不能装作不知道?”
安何本就是个软弱性子,被堵得说不出话,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开了个头:“可是你也——”
就被江若一把按回枕头上,被子盖到脑袋顶。
“反正我有办法。”江若没好气道,“医生说多休息有利于康复,睡你的觉去。”
等到了病房外面,刚才还气势汹汹的江若背倚墙壁,整个人脱力似的耷拉下来。
这两年他经历过许多次类似的情况,可从没有哪次像眼下,几乎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。
就在回病房前,律师打电话来告知最新进展,说对面也请了律师反告他们,理由是违约,经纪合同签的是五年,这才第三年。
毕竟白纸黑字写着的,从法律效力的角度考虑,比他们搜罗来的经纪公司不履行义务的所谓“证据”有力得多。
关于结论,律师的原话是:“我会尽力扭转局势,也请诸位做好准备。”
什么准备?无非是钱,输了他要赔偿大笔违约金,赢了也只是不亏。
说白了,愿不愿意用钱换取自由——这一点打官司之前江若就想过,当时他确实抱有侥幸心理,或者说一腔无畏的孤勇,反正状况不可能更糟了。
事实证明,糟糕的还在后头。
在江若心里,花钱是有优先级的,原本最优先的是还债,接下来是衣食温饱,最后才是例如精神需求之类的非生活必需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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